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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西鄉隆盛《南洲翁遺訓》 [打印本頁]

作者: cmlwts 時間: 16-5-2015 11:16 標題: 西鄉隆盛《南洲翁遺訓》

《南洲翁遺訓》的成立，與幕末維新期的庄內藩關聯甚深。

庄內藩曾在戊辰戰爭時頑強抵抗新政府軍，降伏之後以為會受到嚴懲，不料政府的處分卻極寬大。後來藩內人士得知此寬鬆的懲處命令乃出自西鄉隆盛（1827-1877）之議，故對西鄉的恩德感念萬分，維新以後，紛紛前往東京和鹿兒島向西鄉請教。明治三年（1870）八月，原庄內藩主酒井忠篤（1853-1915）和七十六名舊家臣造訪鹿兒島，受教於西鄉，和西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因此，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西鄉逆臣之罪因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之大赦而赦免時，原任庄內藩家老的菅實秀（1830-1903），盼西鄉之教能廣傳於世，而向縣內曾受教於西鄉的民眾徵求西鄉生前的訓誡及言論，將之輯錄成《南洲翁遺訓》一書。

《南洲翁遺訓》展示西鄉在修身、治國兩方的意見，而其間貫通者，為遺訓第二十四則之「敬天愛人」。敬天愛人的概念，源自儒學，西鄉引之為自身修養和治事的準則，終其一生奉行不渝。而遺訓裡的言說，皆由此出發。伴隨遺訓的傳布，敬天愛人漸潛入日人的精神構造，與誠、忠等日本固有思想並列，如明治前期的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32-1891）就深受影響而著有〈敬天愛人說〉一文。《南洲翁遺訓》這部教訓書，也因敬天愛人之內蘊，在日本思想史上頗受注目。

二戰以來，擔負著教化民眾任務的《南洲翁遺訓》，出現了許多版本，目前則以山田濟齋（1867-1952）所編的岩波文庫版《西鄉南洲遺訓》為普及。

【作者簡介】

西鄉隆盛（1827-1877），幕末時期的薩摩藩士、明治前期的政治家。薩摩藩人。初名吉之助，號止水，後號南洲。出身下級藩士，安政元年（1854）受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的知遇，擔任齊彬的庭方役（負責情報活動），為國事奔走。安政五年（1858），在大阪聞齊彬之訃，欲殉主君，卻為僧人月照（1813-1858）所勸而未遂。同年，安政大獄起，因接納尊攘派人士月照，被藩命以潛居奄美大島。赦免後，在京都與志士接觸，而為藩主島津久光（1817-1887）所疑，處以流刑。元治元年（1864），被藩召回。第二次長州戰爭以後轉向倒幕，成為倒幕運動的指導者，致力薩長同盟。戊辰戰爭時，身為大總督府參謀，指揮征東軍東下，使江戶無血開城。明治四年（1871）出仕，就任參議，斷然實行廢藩置縣。岩倉使節團出發後，身任留守政府的主持者，推行各項改革。明治六年（1873），提倡征韓論，不被採納而下野歸鄉。明治十年（1877），挑起西南戰爭，但不敵政府軍，在城山自刃。死後，民間流傳著「西鄉傳說（生存說）」。在日本近代史上，其與大久保利通（1830-1878）、木戶孝允（1833-1877）同是倒幕和維新之中心人物，而被譽為「維新三傑」。

《南洲翁遺訓》

一、立廟堂為大政，乃行天道，不可挾私心也。心持公平，依循正道，廣選賢人，推舉能任其職之人執政柄，即天意也。是故，若有真賢人者，得即以我職讓之矣。縱於國有何等勛勞，然以官職賞賜不能任其職之人，最不善也。翁云：「官選其人授之，有功者以俸祿賞而惜之」，而《尚書‧商書‧仲虺之誥》有「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請問德官相合、功賞相應即此義乎？翁欣然，云：「然也」。

二、合賢人百官，歸政權一途，若無一定之國體定制，縱能登用人材、開闢言路、容納眾說，無取捨方向，則事業雜亂不能成。昨日所出之命令，今日忽易，此皆統轄不一、施政方針不定所致也。

三、政之大體，在於興文、振武、勵農三者。其他百般事務皆為助此三者之具也。此三者中，雖有從時因勢、施行先後之順序，並無此三者後而他者為先。

四、居萬民之上者，慎己身，正品行，戒驕奢，務節儉，勤職務而為人民典範，下民若不感其辛勞之苦，則政令難行。然今草創之始，飾房屋，文衣服，抱美妾，謀蓄財，則維新之功業終不能全也。如今，戊辰之義戰（註一）竟成營私之局，無顏見天下見戰死者矣，予淚頻催。

五、某時以「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愧磚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之七絕（註二）示人，自云若違此言，西鄉言行不一可為人棄。

六、採用人才，而君子小人之辨過酷時反生害也。此因天地開闢以來世上十之七八為小人，能察小人之情，取其長處用之小職，盡其才藝也。東湖先生（註三）所謂「小人有才藝便用，不能不用也。然居長官授重職，必覆邦家，故決不立於上」也。

七、事無大小，循正道推至誠，不可用一時之詐謀。人臨滯礙時，多用計策，一旦通暢，其後伺機以思設計。然計策之煩定生，事必敗矣。以正道行之，目前雖似迂遠，然先行則成功早也。

八、若欲廣採各國之制度進而開化文明，則先明辨我國之本體，作興風教，然後徐以斟酌彼之長處。不然擅自仿效彼，則國體衰頽，風教萎靡不能救，後至受彼之制。

九、忠孝仁愛教化之道，乃政事之大體，綿延萬世通貫宇宙不可易之要道也。道乃天地自然之物，縱處西洋亦無不同。

十、開發人智，即開愛國忠孝之心。報國勤家之道明，各事業可進步。或欲開發耳目，架電報，鋪鐵道，造蒸氣設備之器械，聳動人之耳目，卻不注意何以非得有電信鐵道？是否為不可欠缺之物？妄羨外國之盛大，不論利害得失，房屋構造以至玩具，一一仰賴外國，長奢侈之風，浪費財用，則國力疲弊，人心流於浮薄，終而日本惟破產也。

十一、文明為頌讚道理遍行之語，非指宮室之莊嚴、衣服之美麗、外觀之浮華。聞世人所言，何為文明、何為野蠻，全然不解。予嘗與某人爭論，云西洋為野蠻，而彼以「文明也」相爭。「非也，實為野蠻」，予連斥，「何以如此評述？」予云：「若西洋為真文明，對未開化之國，本慈愛懇切說諭，可導之開化，然西洋非如此，其對未開蒙昧之國行極殘忍之事以利己，此即野蠻」，其人抿嘴無言而笑。

十二、西洋之刑法專主懲戒而戒苛酷，極重引人入善。故獄中之罪人，亦寬大對待，與可鑒戒之書籍，因事許見親族朋友。尤設聖人之刑，以忠孝仁愛之心，深憫鰥寡孤獨，深恤人之陷於罪。實則今之西洋是否周密？書上未曾得見，仍感此真文明也。

十三、薄租稅以裕民，即養成國力也。故國家雖多事且苦財用不足，仍確守租稅之定制，此損上而不虐下也。試觀古今之事跡。于道不明之世苦財用不足之際，必用曲知小慧之俗吏巧妙聚斂，而一時欠乏之所給，不任擅理財之良臣，徒以手段苛酷虐民，故人民不堪苦惱，欲避聚斂，自趨譎詐狡猾，而上下互欺，官民成仇，終至分崩離析矣。

十四、會計出納由制度而立，百般事業皆由是生，而成經綸之樞要，不可不慎也。大體言之，量入為出之外別無他法。以一歲之入定百般限制，總理會計者以身守制，不可超過定制。不然制於時勢，慢限制先支出以圖收入，則朘民膏血之外無他策也。如此縱然事業一時進步，國力卻疲弊不可救。

十五、常備之兵數，亦依會計之限制，決不可張無限之虛勢。鼓舞士氣以備精兵，兵數雖寡，折衝禦侮皆足也。

十六、失節義廉恥以維持國之道，決不致有，西洋各國亦同。居上者臨下爭利忘義時，下皆效之，人心忽趨財利，卑吝之情日長，而失節義廉恥之志操，父子兄弟之間亦爭錢財，相至仇視也。如此以降，何以維持國家耶？德川氏削將士勇猛之心以治世，然今若不能振起較昔時戰國猛士猶勇猛之心，恐無法與萬國對峙也。普法之戰，法國有三十萬兵、三月糧食仍降伏，遭人恥笑為算盤過精之故。

十七、無循正道以國斃之精神，決不可與外國交際。懼彼之強大，主圓滑且屈從彼意時，即招輕侮，親交竟絕，終受彼之制矣。

十八、談及國事時，慨然以言：「當國受辱，縱以國斃，踐正道、盡道義仍為政府之本務也」。而平日聞錢穀理財之議，只覺何等英雄豪傑。然臨流血之事，頭集一處，惟謀目前之苟安。恐戰之一字，而任政府之本務墬，可謂商法支配所，決非政府也。

十九、自古君臣皆以己足之世不能立治功。知己不足，故聽下言也。自認己足，人言己非則忽怒，故賢人君子不助之。

二十、縱使談論何等制度方法，若非其人則難行。人有而後方法行，則人為首要之寶，而己成其人之念更為要緊。

作者: cmlwts 時間: 16-5-2015 11:17

二十一、道為天地自然之道，故講學之道以敬天愛人為目的，而修身以克己為終始也。克己之鵠的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凡人以克己成，以自愛敗。試觀古今之人物。創業之人其事大抵十之七八能成，至終所餘二三能成之人希，乃起初能慎己敬事故，而功亦立名亦顯。隨功立名顯，不覺自愛之心起，恐懼戒慎之意弛，驕矜之氣漸長，倚恃其能成之事業，確信能全成而胡為，終至失敗，此皆自招也。故克己，而於不能聞見處戒慎也。

二十二、克己，克於臨事臨物時則能善克。試先以精神克也。

二十三、志於學者，不可不宏大規模。然而，惟偏倚此，則疏於修身，故始終須克己修身也。宏大規模，以之克己。思男子須容人，不可為人容，書古語以授：「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請問期古人之意？「以堯舜為模範，以孔夫子為教師也」。

二十四、道乃天地自然之物，人以之行，應以敬天為目的。天不分彼我同等愛之，故人應以愛我之心愛人也。

二十五、勿以人為對手，而以天為對手。以天為對手，則盡己而不咎人，可省我誠之不足。

二十六、愛己為惡之首也。不能修業、成事、改過，且伐功生驕慢，皆由自愛而生，決不可偏私愛己也。

二十七、改過時，直承己過，則為善。棄其事不顧，立即踏出一步。思悔過，而遮掩擔心，與打破茶碗集碎片者，同為無益也。

二十八、行道無尊卑貴賤之別。要言之，堯舜王天下日理萬機，然其職為教師也。孔夫子自魯國始，皆不為各國所用，屢逢困厄，匹夫以終，然三千之徒皆行道也。

二十九、行道者，固逢困厄，雖立何等艱難之地，然與事之成否、身之死生毫無關係也。事有擅與不擅，物有成與不成之人，自然亦有動搖之人。人須行道，蹈道則無擅不擅長，亦無成不成之人。故只管行道樂道，若逢艱難而思凌之，則越發行道樂道。予自壯年屢罹艱難，故今遇何事，不致動搖，實稱幸也。

三十、不要命、不要名、亦不要官位、錢財之人，困於處置也。無此困於處置之人，不能共艱難以成國家之大業。然而，此般人士，可謂未能為凡俗之眼看破，若問今可有《孟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般為人所仰之人物？答曰：「誠然，無立道之人，不能得此精神也」。

三十一、行道者，天下毀之決無不滿，天下譽之亦不自滿，此乃自信深厚之故也。其工夫，熟讀韓文公伯夷之頌（註四）可得。

三十二、志於道者，不貴偉業也。司馬溫公云，閨中私語亦無不可對人言。可知慎獨之學。出人意表好一時快意，乃幼稚之事，可戒。

三十三、平日不蹈道之人，臨事狼狽，不知如何處置也。譬若鄰近起火，平生懂處置者毫不動搖，甚而一人應付。平日不懂處置者，惟狼狽耳，遑論一人應付。同之，平生非蹈道者，臨事不能籌策也。予數年前出陣之日，對兵士言：「我備充分與否，只憑我方之目不能見，試入敵人之心刺探之，此為首要之備也」。

三十四、平日不可用計略。行事以計，其跡明顯不善，後必悔也。惟臨戰不可無計略。然平日用計，臨戰則計不出矣。孔明平日不用計，故有事而能照其意行奇計。予撤回東京時，對弟（註五）云：「至今未曾用計，故所遺之跡並不濁雜，僅此可見」。

三十五、籠絡人陰以謀事者，縱能成其事，然以慧眼見之則醜態畢露矣。推人須以公平至誠也。不公平則不能攬英雄之心也。

三十六、無成聖賢之志，見古人事跡，而思己終不能及，此較臨戰脫逃猶卑怯也。朱子亦云見白刃而逃者不得已。以誠意讀聖賢之書，若不能體驗其作為，惟知彼言彼事，無益也。予聞今人之論，如此精湛，然精神不能通貫其行，僅止口舌之言，故無欽佩之意。見有真作為之人，實感佩也。空讀聖賢之書，同旁觀他人之劍術，自己全不能解。己若不能解，萬一交手時除逃避外無他也。

三十七、為天下後世信仰悅服者，只是一箇真誠也。古來報父仇之人，不計其數，其中惟曾我之兄弟（註六），至今未有兒童婦女不知，此乃超群且誠篤故也。無誠而為世所譽，乃僥倖之譽也。若誠篤，縱使當時無人知曉，後世必有知己也。

三十八、世人所言之機會，多指僥倖之得。真正之機會，在盡理以行、審勢以動。平日憂國憂天下之誠心不厚，只趁時而成之事業，決不致長久。

三十九、今之人，以為有才識則事業隨心以成。然任才為事，難見阽危。體有，即用行。今已不見似肥後（註七）長岡先生之君子，予嘆息之，書古語以授：「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成」。

四十、從翁驅犬追兔，跋涉山谷終日放獵，傍晚投宿一田家，浴畢心神爽快，悠然以言：「君子之心常如斯」。

四十一、修身正己，具君子之體，卻不能處置之人，與木偶人無異。譬若數十之客不意來訪，縱思如何招待，事前若無器具調度之備，惟擔心耳，不能善應。平日有備，縱數人來，能應數而待也。故平日準備甚為要緊，且書古語以賜：「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之所在一焉而已」（宋‧陳龍川《酌古論‧序文》）。

（追加）一、當事勿憂思慮之乏。凡思慮應於平生默坐靜思之際。至有事之時，十中八九遂能履行。當事率爾思慮，如臥床夢寐之中得奇策妙案，然至明朝起床之時，多類無用之妄想。

（追加）二、成漢學者，可漸就籍學道。道乃天地自然之物，無東西之別。苟欲知當時萬國對峙之形勢，可熟讀《春秋左氏傳》，進而輔以《孫子》。應與當時之形勢相去不遠。

作者: cmlwts 時間: 16-5-2015 11:18

註一：（譯注）戊辰之義戰，即維新政府和反新政府諸藩、舊幕府勢力從戊辰之年的慶應四年（1868）元月至隔年五月之間的內戰「戊辰戰爭」。在慶應三年（1867）十二月九日的小御所會議上，新政府議定前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須辭官納地，舊幕府方面不服而舉兵，慶應四年（1868）一月三日遂爆發鳥羽伏見之戰。此戰得勝的政府軍，發布對慶喜和會津藩的追討令，從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向江戶進軍。二月，慶喜謝罪，表恭順之意，退出江戶城。四月十一日，江戶無血開城，但舊幕府的主戰派仍持續抵抗。不久後，新政府在五月十五日的上野戰爭，討滅彰義隊，恢復關東的治安。受新政府之命追討會津藩的東北諸藩，請求新政府能寬大懲處會津藩，卻以失敗終。五月，東北諸藩以仙台、米澤兩藩為中心，結成奧羽列藩同盟。而後發展為奧羽越列藩同盟，和新政府展開東北戰爭和北越戰爭。九月二十二日，會津城陷，東北諸藩降伏。另一方面，舊幕府的海軍副總裁榎本武揚（1836-1908）在八月率艦隊逃出江戶，十月登陸蝦夷地，在此建立蝦夷島政府。隔年五月十八日，反政府軍的最後據點箱館五稜郭陷落，箱館戰爭告終，內戰亦隨之結束，明治新政府得以確立其統治地位。

註二：（譯按）「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愧磚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之七絕，為西鄉隆盛（1827-1877）所作之〈偶成〉，出自西鄉給大久保利通（1830-1878）的書信。素來簡樸持家的西鄉，不喜政府官員生活之優裕。對於同僚大久保建新邸的行為，也不能茍同，故在信中以詩言志。

註三：（譯注）東湖先生，即藤田東湖（1806-1855），江戶後期的思想家。水戶藩人。名彪，字斌卿，號東湖，通稱虎之助。藤田幽谷（1774-1826）之次男。文政十年（1827），繼承家督，任彰考館編修。在藩主繼嗣的問題上，為擁立德川齊昭（1800-1860）而盡力。齊昭繼位後，成為藩主的側近，推動藩政改革。弘化元年（1844），齊昭被幕府命以「謹慎」（閉居不得出之刑），其亦受蟄居幽閉之處分。嘉永六年（1853），因齊昭參與幕政，而以齊昭側近的身分重歸藩政。與橫井小楠（1809-1869）、橋本左內（1834-1859）等人交往，以其尊王攘夷論，在尊攘派人士中居領導地位，對後期水戶學的確立貢獻甚大。安政年間發生大地震，在江戶被壓死。著有《正氣歌》、《回天詩史》、《弘道館記述義》等。

註四：（譯按）韓文公伯夷之頌，指韓愈（768-824）的〈伯夷頌〉。韓愈撰此文以頌伯夷不顧天下是非、特立獨行的精神。

註五：（譯注）弟，即西鄉從道（1843-1902），幕末時期的薩摩藩士、明治前期的軍人、政治家。薩摩藩人。西鄉隆盛（1827-1877）之弟。參與寺田屋騷動、薩英戰爭和禁門之變，出兵戊辰戰爭。明治二年（1869），赴歐調查兵制。明治七年（1874），以台灣蕃地事務都督的身分，強行征伐台灣。明治十一年（1878），就任參議。第一次伊藤博文（1841-1909）內閣以後，出任歷代內閣的海軍大臣、內務大臣。明治二十五年（1892），設立國民協會。晚年擔任元老一職。

註六：（譯注）曾我之兄弟，即鎌倉前期的武士曾我祐成及曾我時致二兄弟。其父河津祐泰（？-1176）為伊豆豪族，安元二年（1176）遭同族之工藤祐經（？-1193）殺害。之後母親再婚，嫁至相模國曾我莊，兩人在此長大，改姓曾我。建久四年（1193）五月，源賴朝（1147-1199）在富士野舉行圍獵，兩人趁此時合力殺死工藤報父仇。得手後兄當場為仁田忠常（？-1203）所討，而弟欲襲源賴朝之寓所，卻被捕殺。此復仇事件因《曾我物語》一書而廣為人知，並屢次改編成戲劇上演。

註七：（譯注）肥後，日本舊國名之一，地當熊本縣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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