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和範蠡都提出了農業經濟循環說，即農業的豐收和天時有關，認爲十二年爲一個周期。開始的第一年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是衰退期，第四年乾旱，再兩年是小豐收，第七年又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則又乾旱，隨之又是兩年的小豐收，到下一年重新開始一個周期。

在 上述思想的基礎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經商致富的原則，即「治生之術」，其基本原則是「樂觀時變」，主張根據豐收歉收的具體情況來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在當時的貿易是以貨易貨，而白圭的高明之處就是準確掌握時常行情，在別人覺得多而抛售時，他就大量地吃進，等別人缺少貨物需要吃進時，他就大量抛出。這樣 低進高出，必能從中取利，積累財富。白圭在當時的社會中不僅懂得低買高賣的經濟基本規律，而且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既簡單又高明的理論，這對秦 漢以後各代的設市貿易、公輸方式都産生了極大影響。

白圭爲達到理財富國的目的，對各種市場資訊極爲重視，反映也極快，出手果斷。一遇行情 變化，立即作出決定，是買進還是賣出，絕不錯過任何一次良機，用他的話說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同時，他還能克勤克儉，身體力行，精心創業，是一個 自制力極強的人，絕不會因爲賺了錢就去揮霍浪費，這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白圭還強調商人要有豐富的知識，同時具備「智」、「勇」、「仁」、「強」等素質，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謀略，又要有孫子用兵的韜略，否則經商是很難有大成就的。

白 圭爲國理財，常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産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産有利 其發展，他認爲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爲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産蠶繭，就購進這些 産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 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白圭在當時還很擅長觀察天氣變化，注意提前儲備糧食物資來救災救荒， 輔民安邦。在豐收之年就趁糧價低時大量買進，等災荒發生時就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低價賣出，幫助人民度過災荒。這樣在輔民爲民的同時，財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 還有一個讓現代人汗顔羞愧的經商思想：「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意思是說如果爲了省錢而買穀物自己吃，就買差一些的穀物，如果是爲了做種子來 年豐收，那就請買上等的種子。他不但爲對方著想，還計劃得合情合理，既要節儉，又要豐產，可謂將思想做到了家。這種經營思想和真誠爲顧客著想的人在如今也 是很少見的。許多商家如果真把顧客當作衣食父母來對待，就應該處處爲顧客著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樣想在前邊，這才是最有效的最讓人欽佩的經商策略。

在 戰國時期，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卻將經濟的重要性等同於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爲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 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麽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終不告之」或許有些過分，有不外傳之嫌，但或許白圭認爲不仁不義、無勇無謀的人學了也不會用 好，反而會壞了他的名聲吧。比如有人學了之後用欺詐之法損人利己，這恐怕與白圭的利國利民然後再取財的道理相違背了。總之，白圭將經商的地位看得與政治軍 事同等重要，說明他具有了一種謀略家的頭腦。

在兩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這麽好的經商思想，實在讓我們歎服，中華文化寶庫中如此豐富的遺産更令我們驕傲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