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一九一四年畢業于清華學校，后留學美國、英國，又游學歐洲諸國，回國后主要執教于清華和北大。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飽受歐風美雨的沐浴，生活相當西化。西裝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個頭，儀表堂堂，極富紳士氣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紳士。他酷愛養大斗雞，屋角還擺著許多蛐蛐缸。吃飯時，大斗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與雞平等共餐。聽說他眼疾怕光，長年戴著像網球運動員的一圈大檐兒帽子，連上課也不例外。他的眼鏡，據傳兩邊不一樣，一邊竟是黑的。而在所有關于金岳霖的傳聞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終生未娶。闡釋的版本相當一致：他一直戀著建筑學家、詩人林徽因。

　　一九八叁年，我跟我的老師陳鐘英先生開始著手林徽因詩文首次編纂結集工作。林徽因已于五十年代去世，其文學作品几乎湮沒于世。為收集作品，了解作者生平，這年夏天我們到北京訪問金岳霖。這時他已八十八高齡，跟他同輩的几位老人說，他有冠心病，几年來，因肺炎住院已是几進几出了。他身體衰弱，行動不便，記性也不佳，一次交談只能十來分鐘，談長點就睡著了。几年前，在老友們的慫恿催促下，他開始寫些回憶文字，但每天只能寫百多字。這一年由于體力精力不濟，已停筆了。聽了這些話，我的心涼了半截。不過，一位熟知他的老太太的話卻給了我們一絲希望與鼓舞：“那個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現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我們找到北京東城區幹面胡同金岳霖寓所。進了他的房間，見他深坐在一張低矮寬扶手大沙發里。頭上依舊戴著一圈寬檐遮光帽，頭頂上露出綹綹白發，架著黑框眼鏡。瘦長的雙手攤在扶手上，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筋。兩腳套著短襪，伸直擱在一張矮凳上。他的聽力不佳，對我們進來似乎沒有什么反應。我們坐近他身邊，對著他耳朵，一字一句地說明來意。我趁陳鐘英先生跟他慢慢解釋的當兒，打量著屋里的擺設。屋里右邊，一張老式橫案桌上擺著一些書，桌邊挂著一根手杖，還斜靠著一根拳頭粗、一人多高、頂端雕有獸頭的漆金權杖，大概是學生們送的。作為哲學界和邏輯學界的權威與泰斗，這根金色的權杖，于他是頗具象征性的禮品。屋子右邊，則擺著一個有靠背的坐式馬桶。他要靠人扶著就此如廁。這金色的權杖與暗淡的馬桶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頓令我感到人生易老，時光無情。

　　我們對著他耳邊問誰了解林徽因的作品時，他顯得黯然，用濃重沙啞的喉音緩緩地說：“可惜有些人已經過去了！”我們把一本用毛筆大楷抄錄的林徽因詩集給他看，希望從他的回憶里，得到一點詮釋的啟迪。他輕輕地翻著，回憶道：“林徽因啊，這個人很特別，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詩她沒做出來。有句詩叫什么，哦，好像叫‘黃水塘的白鴨’，大概后來詩沒做成……”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頁，忽然高喊起來：“哎呀，八月的憂愁！”我吃了一驚，懷疑那高八度的驚嘆聲，竟是從那衰弱的軀體里發出的。只聽他接著念下去：“哎呀，‘黃水塘里游著白鴨，高粱梗油青的剛過了頭……’”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詩讀下去。末了，他揚起頭，欣慰地說：“她終于寫成了，她終于寫成了！”林徽因這首《八月的憂愁》是優美的田園詩，發表于一九叁六年，構思當是更早。事隔已半個世紀，金岳霖怎么對第一句記得這么牢？定是他時時關注著林徽因的創作，林徽因醞釀中反復吟詠這第一句，被他熟記心間。我看他慢慢興奮了起來，興奮催發了他的記憶與聯想，他又斷斷續續地記起一些詩句，談起林徽因的寫作情況。翻完那本抄錄的詩，他連連說：“好事情啊，你們做了一件好事情！你們是從哪兒來的？”我們剛剛告訴過他，是從林徽因家鄉福州來的，顯然他倏忽間就忘了。已經談了十來分鐘，他并沒瞌睡，我慶幸地看著小錄音機一直在轉動著。我們取出一張泛黃的32開大的林徽因照片，問他拍照的時間背景。他接過手，大概以前從未見過，凝視著，嘴角漸漸往下彎，像是要哭的樣子。他的喉頭微微動著，像有千言萬語梗在那里。他一語不發，緊緊捏著照片，生怕影中人飛走似的。許久，他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地對我們說：“給我吧！”我真擔心老人犯起犟勁，趕忙反復解釋說，這是從上海林徽因堂妹處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張。待他聽明白后，生怕我們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狀，鄭重地說：“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們道個謝！”繼而，他的眼皮慢慢耷拉下來，累了，我們便退了出來。

　　很久以來，關于金岳霖對林徽因感情上的依戀我聽了不少。林徽因、梁思成夫婦都曾留學美國，加之家學淵源，他們中西文化造詣都很深，在知識界交游也廣，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龍聚會。而金岳霖孑然一身，無牽無挂，始終是梁家沙龍座上常客。他們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長期以來，一直是毗鄰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進。

　　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戰時在昆明、重慶，金岳霖每有休假，總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對林徽因人品才華贊羨至極，十分呵護；林徽因對他亦十分欽佩敬愛，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可謂非同一般，這是我早有所聞的。不過，后來看了梁思成的續弦林洙先生的文章，更增添了具體了解。據她說，一次林徽因哭喪著臉對梁思成說，她苦惱極了，因為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對梁思成毫不隱諱，坦誠得如同小妹求兄長指點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極，苦思一夜，比較了金岳霖優于自己的地方，他終于告訴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金岳霖，祝他們永遠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訴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誠得令凡人驚異：“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從那以后，他們叁人毫無芥蒂，金岳霖仍舊跟他們毗鄰而居，相互間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靜的金岳霖仲裁。

　　几天后，我跟陳鐘英先生再次訪問了金岳霖。進了屋，剛剛跟護理阿姨寒暄几句，想不到金岳霖聞聲竟以相當純正的福州方言喊我們：“福州人！”我們不勝驚訝。這肯定是當年受林徽因“耳濡目染”的結果。我們的話題自然從林徽因談起。他講著他們毗鄰而居生活的種種瑣事，講梁家沙龍談詩論藝的情況，講當年出入梁家的新朋舊友。我發現他稱贊人時喜歡豎起大拇指。他夸獎道：“林徽因這個人了不起啊，她寫了篇叫《窗子以外》還是《窗子以內》的文章，還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勞動人民境況的，她的感覺比我們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設計上也很有才幹，參加過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不要抹殺了她其它方面的創作啊……”講著，講著，他聲音漸小，漸慢，斷斷續續。我們趕緊勸他歇一歇。他閉目養了一會兒神。我們取出另一張林徽因照片問他。他看了一會兒回憶道：“那是在倫敦照的，那時徐志摩也在倫敦。——哦，忘了告訴你們，我認識林徽因還是通過徐志摩的。”于是，話題轉到了徐志摩。徐志摩在倫敦邂逅了才貌雙全的林徽因，不禁為之傾倒，竟然下決心跟發妻離婚，后來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頭追求陸小曼。金岳霖談了自己的感觸：“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總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我不免有點愕然，他竟說得有點像順口溜。我拉長耳朵聽他講下去，“當然不是說他滑頭。” 經他解釋，我們才領會，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縱，沒遮沒攔。他接著說：“林徽因被他父親帶回國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臨離倫敦時他說了兩句話，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銷魂今日進燕京’。看，他滿腦子林徽因，我覺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認識，他們是兩小無猜，兩小無猜啊。兩家又是世交，連政治上也算世交。兩人父親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總是跟著要鑽進去，鑽也沒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這個朋友。”他說：“比較起來，林徽因思想活躍，主意多，但構思畫圖，梁思成是高手，他畫線，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沒那本事。他們倆的結合，結合得好，這也是不容易的啊！”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之間都有過感情糾葛，但行止卻大相徑庭。徐志摩完全為詩人氣質所驅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燒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終都以最高的理智駕馭自己的感情，顯出一種超脫凡俗的襟懷與品格，這使我想起了柏拉圖的那句話：“理性是靈魂中最高貴的因素。”

　　后來，我們的話題漸漸轉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他瞇縫著眼，墜入沉思，慢慢地說：“林徽因死在同仁醫院，就在過去哈德門的附近。對她的死，我的心情難以描述。對她的評價，可用一句話概括：‘極贊欲何詞’啊” 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那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脫不了幹系。雖然林徽因頭上還頂著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個頭銜，但追悼會的規模和氣氛都是有節制的，甚至帶上几分冷清。親朋送的挽聯中，金岳霖的別有一種熾熱頌贊與激情飛瀉的不凡氣勢。上聯是：“一身詩意千尋瀑”，下聯是：“萬古人間四月天”。此處的“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詩的題目《你是人間四月天》。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艷日、丰碩與富饒。金岳霖“極贊”之意，溢于言表。金岳霖回憶到追悼會時說：“ 追悼會是在賢良寺開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淚沒有停過……”他沉默了下來，好像已把一本書翻到了最后一頁。金岳霖對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眾人大惑不解。開席前他宣布說：“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嘆唏噓。

　　林徽因死后金岳霖仍舊獨身，我很想了解這一行為背后意識觀念層面上的原因。但這純屬隱私，除非他主動說，我不能失禮去問。不過，后來了解到了一件事，卻不無收獲。有個金岳霖鐘愛的學生，突受婚戀挫折打擊，萌生了自殺念頭。金岳霖多次親去安慰，苦口婆心地開導，讓那學生認識到：戀愛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只是戀愛過程中一個階段，因此，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來衡量。最后，這個學生從痛不欲生精神危機中解脫了出來。由是我聯想到了金岳霖，對他的終生未娶，幡然產生了新的感悟。

　　一九八叁年十二月，我們編纂好林徽因詩文樣本，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送書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天已轉冷，金岳霖仍舊倚坐在那張大沙發里，腿上加蓋了毛毯，顯得更清瘦衰弱。我們坐近他身旁，見他每挪動一下身姿都皺一下眉，現出痛楚的樣子，看了令人難過。待老人安定一會兒后，我們送他几顆福建水仙花頭，還有一張復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著照片，凝視著，臉上的皺紋頓時舒展開了，喃喃自語：“啊，這個太好了！這個太好了！”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叁十年的林徽因“神會”了；神經又興奮了起來。坐在這位垂垂老者的身邊，你會感到，他雖已衰殘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他現在跟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一家住在一起。我們不時聽到他提高嗓門喊保姆：“從誡几時回來啊？”隔一會兒又親昵地問：“從誡回來沒有？”他的心境和情緒，沒有獨身老人的孤獨常態。他對我們說：“過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總布胡同，現在我和梁從誡住在一起。”我聽從誡夫人叫他時都是稱“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禮相待，難怪他不時顯出一種欣慰的神情。

　　看著瘦骨嶙峋、已經衰老的金岳霖，我們想，見到他實不容易，趁他記憶尚清楚時交談更不容易。于是取出編好的林徽因詩文樣本請他過目。金岳霖摩挲著，愛不釋手。陳鐘英先生趁機湊近他耳邊問，可否請他為文集寫篇東西附于書中。然而，金岳霖金口遲遲不開。等待著，等待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了，我擔心地看著錄音磁帶一圈又一圈地空轉過去。我無法講清當時他的表情，只能感覺到，半個世紀的情感風云在他臉上急劇蒸騰翻滾。終于，他一字一頓、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他停了一下，顯得更加神聖與庄重，“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愿意說，也不愿意有這種話。”他說完，閉上眼，垂下了頭，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對一切都不會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傾訴。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個世界里兩個靈魂的對語吧。啊，此情只應天上有，今聞竟在人世間。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靈，定當感念涕零，淚灑江天！

　　第二年的一天，偶然聽到廣播，好像說金岳霖去世，頓感悵然。找來報紙核對，几行黑字攫住了我的心。

　　也許是天意吧。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參加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有貢獻，建墳立碑，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二墓區。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國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黨和國家領導人專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遙。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叁個，在另一個世界里，又毗鄰而居了。金岳霖從人間帶去的話，終有機會跟林徽因說了……（摘自《傳記文學》九九年二月號作者：陳宇）

現在,不求甚解的傳媒時常說徐志摩同林徽因如何如何.真係胡說.

事實上,四角關係如下.

徐志摩--認識林徽因時已有妻室,但那種文學味吸引了少女林徽因.在林徽因婚後,他仍對她念念不忘.

林徽因--少女時曽為徐志摩迷惑了一陣.但最後選擇了梁思成.

梁思成--林徽因的丈夫.

金岳霖--梁思成及林徽因的好友,時常三人行.

事實上,林徽因對徐志摩及金岳霖都只是哥哥般.徐志摩選擇死纏.金岳霖選擇做好友.層次上金岳霖比徐志摩高太多了.

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擁有眾多的追隨者。不同于張愛玲的以文字立身，對林徽因來說，則是以身世個性傳奇。她身世氛圍，更多地折射著那個時代的文化風尚，流逝的時光之水也沖洗不掉她的傳世風華，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尋。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藝。她曾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朮之真諦，英文水平極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閨秀的風度，又具備中國傳統女性所缺乏的獨立精神和現代氣質。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雙全而聞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學引領，她寫得一手音韻極美的新詩，是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以她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當時中國的第一流文化學者，而她就是一個高級文化沙龍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樹的學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趕圖設計新房舍。她騾子騎得，雞毛小店住得，上世紀叁十年代以來，她不顧重病在身，經常顛簸在窮鄉僻壤、荒山野嶺，在荒寺古廟、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國古建筑。

　　她還是叁個著名的愛情故事的女主角：一個是與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傷片，浪漫詩人對她痴狂，并開中國現代離婚之先河；一個是和梁思成這個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戀正劇，建筑學家丈夫視她為不可或缺的事業伴侶和靈感的源泉；另外，還是一個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場，邏輯學家金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時間“逐林而居”，將單戀與懷念持續終生。

　　可想而知，她確實是一位傾倒眾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還真難找到一個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歲以前，與詩“完全沒有相幹”。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照著了“奇異的月色”，他這才“傾向于分行的抒寫”，而且“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他，漸漸潛化了他的氣質，而終于成就了他這位詩人。徐志摩這里所說的“整十年前”，當指1921年，正是在這一年，他在倫敦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詩創作，也從這一年起步。

　　與林徽因相見之時，徐志摩已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了。而林徽因卻只是個穿著白衣、容貌纖細的十六歲少女。從他們相遇的那一刻開始，她就成為詩人心里永恆的素材，寄托的夢想，一個被詩人無數次理想詩化的女子，一個脫離了現實只存在夢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單戀上她，為她寫作無數動人心弦的情詩，甘做她裙邊的一株雜草。1922年，“林徽因在英，與志摩有論婚嫁之意，林謂必先與夫人張幼儀離婚后始可……”(陳從周《徐志摩年譜》)。

　　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與原配張幼儀離婚。張幼儀雖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對待這件事，隨即帶著孩子遠走他鄉，到德國留學去了。事實上，徐志摩也做了第叁者，因為林徽因當時也已經許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為父親的林長民竟然也猶猶豫豫地默許了女兒與徐志摩之間的愛情，渾然忘記了自己已經把掌上明珠許配了梁家大公子。

　　應該說，徐志摩對林徽因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他是林徽因文學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對她的子女們親口講過，徐寫過很多詩送給林，最有名的是《偶然》。

　　然而，她對于詩人的熱情，有著不可信任的直覺，徐志摩的浪漫與飄逸是她所欣賞的，但也是她無法把握的，以至于自己無法煥發出同樣的激情去應和。最終，她沒有像同時代的丁玲、石評梅、廬隱那樣，從追求自由的愛開始，然后又為愛所困，她成為一個出身名門游學歐美視野開闊見識廣博的知識分子。正如張幼儀對林徽因的評價，當她知道徐志摩所愛何人時，曾說“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復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

　　林徽因對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點光”的愛最終遺棄，究竟是因為她的明智。選擇一個一生的愛人，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林徽因遇到徐志摩的時候，她只有十六歲，可能會被徐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他的出現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然而，卻不至于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安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

　　林徽因，這個徐志摩窮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終究沒有許給徐志摩一個未來。她的家庭背景、教養，以及她天生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選擇，在浪漫灑脫的詩人與穩重儒雅的建筑學家之間，她一定要選擇腳踏實地的那個。

　　林徽因的朋友費慰梅女士曾說過：“徽音對徐志摩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曼殊斐兒、吳爾芙。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同時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系，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歲，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世故。他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并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不至于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對自己的兒女說：“徐志摩當初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并不是那樣的人。”同時，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夠游刃有余地把握著距離的分寸，讓自己永遠理想的存活在詩人的夢里。

　　的確，徐志摩滿腦子想的其實是他理想中的英國才女，那是他對理想愛情的一種投射——而林徽因畢竟不是曼殊斐兒或布朗寧夫人。那種鏡花水月的愛情，固然是一種可貴的浪漫情懷，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對他人的體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時光暗換，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見時，林徽因已與父親的好朋友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訂了婚。金岳霖曾題“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對聯贈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倒也貼切天成。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學生，在老師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還能做什么呢？

　　雖然如此，他們一起組織新月社活動，一起演戲，愉快地合作，常有書信來往。林徽因在北京西山養病期間，徐志摩經常去西山看望她，并幫助她發表了一些詩作。

　　1924年4月，六十四歲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徐志摩和林徽因兩人共同擔任翻譯，并精心安排這位貴客的行程。在北京歡迎泰戈爾的集會上，徐志摩、林徽因陪同左右，側立兩旁，當天北京的各大報紙都開辟醒目版面，渲染這次集會的盛況，其中李歐梵在《浪漫一代》中說：“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叁友圖。”長者衣袂飄飄，一對青年男女宛若璧人，民國初年這如詩如畫的一幕，至今仍傳為美談，引人無限遐思。

　　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也寫到了這一幕，并且還說了一段鮮為人知的話：5月20日，是泰戈爾離開中國的日子，老人對于和林徽因離別卻感到遺憾，年輕可愛的她一直不離左右，使他在中國的逗留大為增色。對徐志摩和林徽因來說，這一次離別又有一種特別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仍然愛著林徽因。老詩人本人曾代為求情，但卻沒有使林徽因動心。泰戈爾只好愛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徐志摩的愛情軼事，就在這一聲嘆息里划下了句點。接著，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叁年的時間里，“歲寒叁友”離去如風，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次見面的時候，已是四年之后。這期間，林徽因名花有主，她與梁思成用心磨合，營造了一份經得起反復推敲和多方考驗的感情。而徐志摩懷著無限悵惘之心，最終也“使君有婦”。

　　按照鄧云鄉的說法，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結合在當時可以說是新舊相兼，郎才女貌，門第相當。他們在婚前既篤于西方式的愛情生活，又遵從父母之命所結的秦晉之好。又因林長民是段祺瑞內閣中的司法總長，梁啟超作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所以說是門當戶對。總之，是几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趙明誠的最令人艷羨的美滿婚姻。《林徽因傳》里則有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終生痴迷的古建筑來比喻他倆的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堅實的基礎和梁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那靈動的飛檐，精致的雕刻，鏤空的門窗和美麗的闌額。他們是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

　　除了梁思成的愛情，朋友們的友誼，林徽因還擁有來自“老金”(金岳霖)的真誠情意。當梁林夫婦住在北京總布胡同的時候，金岳霖就住在后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平時走動得很勤快，就像一家人。1931年梁思成從外地回來，林徽因很沮喪地告訴他：“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梁思成非常震驚，然而經過一夜無眠翻來覆去的思想斗爭后，第二天他告訴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愿你們永遠幸福。”后來林將這些話轉述給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此他們再不提起這件事，叁個人仍舊是好朋友，不但在學問上互相討論，有時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仲裁，把他們糊涂不清楚的問題弄明白。金岳霖再不動心，終生未娶，待林梁的兒女如己出。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叁人之間情感的上乘品質。世間無數的情愛糾葛，若當事人都能這樣設身處地為他人謀想，會省去多少麻煩和悲劇？事后叁人心中全無芥蒂，金岳霖仍是“太太的客廳”中的常客。

　　梁思成說過：“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朮、建筑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筑，測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確的分析比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此言并非全是恭維，當林徽因不到二十歲時，就立下了學建筑的志愿；因為她覺得建筑是一個“把藝朮創造與人的日常需要結合在一起的工作”。而且建筑所需的不只是奔放的創造力，更需嚴謹的測量，技朮的平衡以及為他人設想的體恤和巧思，這能讓她的聰慧、才幹和天分都得以施展。1936年，為了實地測量古建筑，林徽因與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寧靜肅穆的天壇祈年殿屋頂。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

　　而當時的梁思成，還在清華校園里又吹小號又吹笛，完全是一個興趣未定的小伙子。當梁思成提出要承父業學西方政治時，就被林徽因的一番高論改變了主意。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她也以梁思成必須去學建筑為條件；據梁思成自己說：“我當時連建筑是什么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融藝朮和工程技朮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歡繪畫，所以也選擇了建筑專業。”在當時的社會，女性能夠自我實現并對此有充分自覺，是需要理性與智慧的。同時，也對梁思成一生的立志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一旦走出“太太的客廳”，離開典雅的藝朮沙龍，林徽因便成了一個嚴謹求實的科學工作者。從1930年到1945年，他與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國的十五個省，兩百多個縣，考察測繪了兩百多處古建筑物，獲得了許多遠溯唐宋的發現，很多古建筑就是通過他們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認識并加以保護，比如河北趙州石橋、山西的應縣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便是如此。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病情不斷加劇，最終惡化為肺結核，這在當年屬于不治之症。她病體支離，卻還要陪著梁思成翻山越嶺到處尋訪古建筑。兩個人到處尋訪那些古橋、古堡、古寺、古樓、古塔，透過歲月的積塵，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結構，計算其尺寸，然后繪圖、照相、歸檔，他們的足跡錯錯落落地刻印在了中華大地諸多的歷史和地理場所。

　　戰亂歲月人命惟淺，而且建筑學的研究并不是應急之務，然而他們跋山涉水，念茲在茲，樂此不疲。美國學者費正清教授曾這樣評價說：“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了。梁氏夫婦先避難到了長沙，接著輾轉又來到了西南的昆明、重慶。因為物價昂貴，物資匱乏，有時他們要靠朋友們的資助才能維持日常的家庭開支。林徽因“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執輩少年時期的粗簡生活”。最難得的是，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月還保持著一種“倔強的幽默感”，以戲謔的眼光來看待雜沓紛亂的這一切。

　　在一封1941年寫給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是這么寫的：“思成是個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抵達的各線火車一樣沖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

　　在一封1940年11月寫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她談到了哲學教授金岳霖的戰時生活，令人在嘆息中忍不住莞爾一笑：

　　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又開始了，然后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么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長達八年的顛沛流離，她的健康被嚴重地損壞了，她經常發燒臥床不起，成了一個蒼老憔悴、不停咳喘的重病人。限于戰爭時期的醫療條件，梁思成學會了注射，每天親自為妻子打針服藥。

　　還有一封寫給費慰梅的信也令人感嘆，寫的是向昆明逃難的經過：“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這是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一路上她又發冷又發熱，車子還在被稱之為“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全家只好几乎凍僵的摸黑走山路——在這其慘無比的境遇里，她的心情卻能峰回路轉：

　　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云，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地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注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憑這兩封信，就可以讓我們體會林徽因的性情一二。在混亂的年代里，任誰都無法更改她的積極與樂觀，像她自己所說：“我認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于神話理想的快活。”

　　1950年，林徽因受聘為清華大學一級教授，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划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梁思成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夫婦二人對未來首都北京的建設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他們曾著力研究過北京周圍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雜錄》一書，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郊近二叁百年間建筑物極多，偶爾郊游，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無論哪一個巍巍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或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不像是理論研究書籍中的文字，簡直是為北京地區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贊美詩。在他們眼中，那些飽經滄桑的亭台樓閣、寺廟塔院也有其靈魂，它們在為昔日的繁華吟詠著纏綿悱惻的挽歌，而且是神祕的歷史最可信賴的証物。

　　他們想把北京城這“都市計划的無比杰作”，作為當時全世界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來，成為一個“活著的博物館”留給后人。然而，他們一生志業所系的古建筑研究與保護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規划，注定要在此時遭到最嚴重的挫敗。

　　從1953年5月開始，對古建筑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北京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一些完整牌樓街不致毀于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于情緒過于激動，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城記》里有這樣的記載：“毛澤東對上述爭論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但更令他難過的還在后面。當時的北京還有四十六公里長的明清城牆完整而巍然地環抱著，林徽因稱之為“世界的項鏈”。1935年，她在自己的小詩《城樓上》還曾寫道：“你愛這里城牆/古墓，長歌/蔓草里開野花朵。”她有一個絕妙的構想，讓城牆承擔北京城的區間隔離物，同時變外城城牆和城門樓為人民公園，頂部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的城牆可砌花池，栽種花木；雙層的門樓和角樓可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供市民休息娛樂、游戲納涼。

　　林徽因為自己的設計畫出了草圖，幻想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空中花園”，幻想著一場視覺的盛宴。然而，城牆公園計划注定只能是一個紙上風光了。北京市的規划不僅僅拆毀了物質性的城牆、城樓這些“土石作成的史書”，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五百年古城牆，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母親几乎急瘋了。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然而，據理的爭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于事。”(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

　　所有保護北京的建筑、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努力，因為與新時代的城市規划大相抵牾，一條完整的明清城牆轉瞬之間即化整為零，大部分城磚被用作修房子、鋪道路、砌廁所、建防空洞。這對于林徽因來說無疑是一場噩夢。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華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她竟在大庭廣眾下譴責他保城牆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預言：等你們有朝一日認識到文物的價值，卻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罷。

　　歷史驗証了她沉痛的預言。四十年后，大約是1996年的歲末，北京市開始修繕一小部分破損的明清城牆，整個北京城都掀起了一場捐獻舊城磚的活動。當然這個景觀林徽因沒有看到，恐怕也是她不想看到的。 ，

　　古都北京終于在林徽因的美麗夢想中沉淪了。五百年來從改朝換代的兵災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牆，卻在和平建設中被當作封建余孽徹底鏟除了。她在病榻上眼睜睜地看著，卻無能為力。

　　1955年，林徽因住進了醫院。為避免刺激，眾人封鎖了批判梁思成的種種消息，但她從細微處都察覺出來了。憂憤交加，拒絕吃藥，終于在那個冬天，林徽因離開了梁思成，也離開這個世界。史景遷說，她是“在寒風凜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龐大的古城牆頹然倒塌之時”死去的。

　　林徽因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體是由梁思成親手設計，墓身沒有一字遺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牆沒有幸免一樣，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砸碎；她在病榻上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所畫的圖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時期的詩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毀失殆盡。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世人斷不了昨日的舊夢，跨入二十一世紀后，海峽兩岸又開始共同打造一個“嶄新的”林徽因——因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獨特氣質已無從復制，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生產成批的珠光寶氣、魅影四射的明星，但卻已經不可能再造具有同樣氣質的“林徽因”了。所以在大眾媒體中，林徽因以一種令人詫異的形象出現，比如在《人間四月天》里，一代才女卻變成了卿卿我我的小女生。這的確是一種遮蔽、遺忘與誤讀，引來林氏后人嚴重抗議，也是不足為奇的。當然更令人遺憾的是，那個時代的溫潤風華，早已不堪歷史激烈演進的沖擊而漸行漸遠了。

　　（《北京的紅塵舊夢》 劉東黎 著 責任編輯: 雨悅 ）

金岳霖為林徽因寫的輓聨為 :

一生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