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滿百，常耽千歲憂。歷史往往是今人的借鑒──社會需要以反腐倡廉保証國體健康﹔百姓需要以忠孝愛國承接民族傳統。人們渴望在歷史的沉澱中尋找真諦，用以增加自己的知識和指導自己的行為。行進中的人們需要經常向前看，但也需要不時地向后回望，以准確定位自己的言行。
 
    於是，當民族復興的太陽冉冉升起時，人們都在惶惑不安地尋覓、認知自我，怕丟失了自己的根基。故而，很多人都想與那些梳著大辮子的清朝先人們對話、交流，讓他們詳實真切地講述往事﹔人們都想與那些兩百多歲的祖爺爺探討如何做人、秉政，如何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人們渴望能有這種跨躍時空的神秘溝通，以永葆國運祥和興盛，同時避免自己日后走彎路。 

    我是劉氏家族十六世人，我二世祖劉恆，明朝弘治（一說成化）年間從今天的安徽碭山遷至山東諸城逄哥庄務農﹔五世祖劉通，在明末時考取秀才﹔六世祖劉必顯，於順治九年（1652年）考中進士，后出任廣西員外郎﹔七世祖劉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考中進士，后來官至四川布政使。我的這位祖先，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師朱軾、蔡世遠在他們撰寫的《國朝循吏傳》裡頌揚的那個廉潔、正直的清官﹔八世祖劉統勛，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進士。他除暴安良，體恤民情，后來官至首席大學士與軍機大臣，謚為“文正”﹔九世祖劉墉，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進士，他機智博學，勤政愛民，也當過首席大學士和上書房總師傅，謚為“文清”。 

    其中，八世祖劉統勛故事應該最多──僅據《清史稿》記載，他就曾十二次以欽差身份前往各地修河、勘獄，處理政務。他懲治了很多貪官，糾正了張廷玉營私結黨、布列滿朝的做法，冒死制止乾隆皇帝以大量滿人出任地方官的重滿輕漢弊政。他清正廉潔，嚴辭拒絕下屬饋遺，又常常不顧奸佞截殺的危險，微服出京訪貧問苦，深得百姓擁戴。 

    在我六世祖劉必顯后面的三世人中，有三十五人考取舉人，十一人考中進士。劉氏家族被乾隆帝稱贊為“海岱高門第”與“國史之表”。1814年，嘉慶帝親命太子少保光祿為劉氏家族修譜，並將劉統勛、劉墉身后供奉於地安門外乃營廟的賢良祠內，與屈原、岳飛和包拯等忠良同列受祭。后世帝王群臣，每年春秋兩次展祭，行兩跪六叩三獻之禮。而到劉家第十世時，又出了吏部尚書劉鐶之，十一世又出了文化官劉喜海。劉氏家族如此昌盛，得益於忠孝厚積的家族傳統，也得益於六世祖劉必顯與七世祖劉棨的苦心培植與先身營造。 

    紀連海先生評說的劉氏家族歷史以及劉必顯、劉棨、劉統勛和劉墉四世的業績，與我家族的記載吻合，並且很詳實。聽著比我年輕近二十歲的連海先生講述我家二百多年前的歷史，感覺他對於其中的樁樁件件比我還要清楚。於是，好奇的我與他通了第一次電話。原來，他是做過大量繁瑣的網上與社會調查的，同時以細致推理甄別。他以學者的堅韌、刻苦的姿態，走上歷史講壇侃侃而談，使我深受震撼。在其后的多次電話與當面交談中，我終於認識了博學、爽朗的連海先生。我羨慕這個騰飛於時代的年輕人的執著與智慧，於是，我也發憤要緊跟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 

    連海熱情約我共同研究劉家歷史，讓我甚為感動，這讓當過報紙副刊編輯，寫過詩歌、散文，年屆六旬的我，也驟然年輕了許多。 

    從1972年起，我開始調研我家歷史，但總集中不了精力，總指望有更多的明日。人生苦短，歲月悠悠。劉氏后人今已有千余人家，大都仍居住在山東逄哥庄或附近的村庄，劉家做了六世高官，家中竟無資財積蓄。1844年，河北（當時為直隸）已連遭三年水災，時居固安的十一世祖劉禎與劉祥，隻得逃荒到黑龍江。其后的一百三十六年間，劉家后人掙扎在社會最底層，受盡土匪與歹人的欺辱和壓榨，給后人留下一部與前面數世反差太大的傷痕累累的近代家史。那幾代人，可謂是中華民族中經受過最血腥、最野蠻生活環境歷練的一條生生相息的頑強人鏈。 

    我以自己的平民視角，探尋我家逃荒黑龍江的龐繁史實，挖掘那殘酷社會中窮苦人的血與淚。先人因生活困苦而顯得麻木的表情至今仍歷歷在目，族人的哀嘆嗟傷不絕於耳。 

    我十一世祖劉禎，1844年與弟弟及妻子挑著兩個孩子逃荒闖關東。途中討飯時，遇災民群毆，丟了弟弟劉祥。他先在黑龍江阿城三老屯住了兩年多，邊給旗人打工，邊尋找弟弟。后來他搬到深山老林的石虎嶺東溝，與原始森林和狼群為伴，休整了四年。再后來，他又搬到閆家店，豁出一副筋骨墾荒種田，以圖為家人掙個溫飽。他謹守家族傳俗，不忘故土，可他尋覓終生也未圓自己的手足情。他老人家年逾古稀時，長久的思念摧毀了他的身心，他竟服毒自殺，至死眼淚不干，不能瞑目。 

    高祖（十二世）劉萬金，從1874年開始潛心開油坊，冬日裡起早貪黑地跑營口經商。萬金公和長子劉得趕著??嘶鳴的七挂馬車，車老板們手提紙燈，哼著高亢的東北小調，整日馬鈴兒嘩嘩，奔馳在蠻荒的冰雪上。1890年秋，劉得趕車拉庄稼時，為保全他人性命，跳車勇攔驚馬，慘死車輪之下。因為此事，萬金公痛愁成疾，於1892年不治身亡。 

    曾祖父（十三世）劉貴，從1893年起便櫛風沐雨地馭犁處女地，揮鞭給旗人墾荒兩千六百多畝。1907年一個秋夜，我家場院遭人放火，五六丈高的火光燒了五十萬斤糧食，家人們隻能望著灰燼捶胸頓足。后來，曾祖父和他的兒子文巨被家裡要吃飯的八九張嘴逼得在三九寒天去長春跑運輸。1919年運甜菜時，又被野蠻的土匪搶走八匹馬。此時野荒開盡，良田早歸旗人，自己竟落得一無所有。1945年他處於餓病之時，遣孫兒拿家什去城裡換點心，回程又遭日本兵搶劫……曾祖父死在堂屋時，我家已家徒四壁，竟買不起一口棺木。 

    祖父（十四世）劉文巨，是一個自學蓋房、做犁的木匠。他是一個干活好手，秋收時一個人一天起早貪黑，可割兩畝黃豆。1943年后，家鄉連年漲水，田裡都可以抓魚了。產糧不夠交租，一家人便到崴子挖菜，喝糠糊度日。土改時，陰險的東家蔡氏當農會頭頭，趁我壯年到鐵路做工，以“種地不交租子是惡霸”為由（他家被定為中農），將我家定為富農成份。這樣的成份，讓祖父多次慘遭批斗，使其終日愁悶，臥病八年而死，終年七十九歲。

父親（十五世）劉學清，少時讀過不到三年的私塾。偽滿統治時曾當過鐵路警察，后任農業社會計，在鐵路當過文工團團長、工會主席和食堂管理員。父親酷愛讀書，總是捧書學習。下放回家后，他的人生被‘階級斗爭’磨蝕了，但仍諄諄鼓勵子女要成人成才。 
    父親惦念后人，留下了《當好一家之長》與《愛護你的身體》等勵志文字。他老人家故於2005年，時年八十五歲。 

    至於本人，七歲就在田野打柴、挖菜。我邊墾荒邊讀書，與家人渡過了吃糠咽菜的“困難時期”。1964年我到大慶開汽車，為車隊畫黑板報畫了二十多年。我從1972年開始寫信，要求組織為我家的家庭成份糾偏。我家蒙受的不白之冤至1980年才得以昭雪。歷史與我家開了個超級玩笑，在殘酷的三十四年裡，有十六人被當作“敵人”禁錮。我歷經半生跌撞才結束自家血淚史，趕上這改革開放的好年頭。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子侄們也個個都立志讀書，已有九人大學畢業，過上安定的生活。 

    幾百年來，我家人保持著善良、勤儉的家風，這也是我們家數百年的持家傳統。善於忍辱負重，崇信“和為貴”與中庸之道，敢於挑戰自我，這是我家人世代傳承的DNA。 

    我從連海先生書中那滿懷激情的如珠妙語，從他對歷史事實的旁征博引以及他謙虛謹慎的治學態度中感受到了這位學者的辛勤和認真。二百多年來，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戰亂頻仍，政權數經更迭。泥沙俱下，劉墉、紀曉嵐與和珅等乾隆名臣的背影早已模糊。紀先生當是帶領我們探索這段歷史的向導，他以自己的勤奮博學在荒蕪的歷史走廊上清除泥塵，擦去鏽蝕，一字一句地拾回真跡。於是，在他愉悅詼諧的講壇上，在他墨香情切的書注裡，我們終於尋覓到乾隆年間那個體溫與氣息尚存的帝國朝廷，尋覓到那一個個脈搏尚在跳動的鮮活人物，一幅活生生的大清朝君臣群像呈現在我們眼前。 

    現在，我前有紀老師作為榜樣帶動，后有兒孫們的期待與督促，因此，研讀好自家歷史這個課題，是我准備給自己人生做的交待。先祖劉墉說自己是草民，於是，我把自己錄寫的家族傳記叫做《后世草民》。雖然昨日的連天先草，早已化為護花春泥，可是我讀懂了先人的瞳眸，也感受到了后人的期冀。 

    此文為了讓讀者了解劉家部分后人的生存狀況，因而多寫了些文字。二百多年來，我家常為國人念念不忘，實感受寵若驚，我代先人感謝多世父老厚愛，並為自己碌碌無為而慚愧。 

    最后，我要再次衷心感謝以身作則的連海先生，他在這條艱辛之路上的探求與付出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劉墉七世孫  劉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