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6日  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重點"版)

《傳記文學》是台灣地區著名文史刊物，被譽為“民國史的長城”，與之二合一的還有傳記文學出版社。絕大多數膾炙人口的民國人物傳記，都是先在《傳記文學》首發，然後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列入規模龐大的“傳記文學叢刊”，推出單行本。

由於兩岸的隔閡，對於大陸讀者而言，這些“傳記文學”都是難得一見的精品。今年初，黃山書社一口氣引進六本“傳記文學叢書”，計有已出版的蕭公權著《問學諫往錄》、楊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葉曙著《閑話台大四十年》、那志良著《我與故宮五十年》，此外還有尚未出版的王映霞著《王映霞自傳》和《在中國二十五年》。相對於規模多達上百本的“傳記文學叢刊”，這六本只不過九牛一毛，而且既不是全本，更不見得是內容最精彩的選本，但有總比沒有好，大陸地區的讀者可以先解解饞了。

專題撰文：陳夏紅(除署名外)

劉紹唐與《傳記文學》

只手補遺闕，功在民國史說到《傳記文學》，不能不提到劉紹唐，他們兩者之間，已成相互的“代名詞”了。劉紹唐以一介書生，“只手”創辦《傳記文學》，不靠政府補貼，沒有商業廣告，更沒有財團資助的情況下，一人身兼發行人、主編、校對，連撐了三十八年，每月編三十萬字，四百五十三期，總共一億三千五百萬字，這在出版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則傳奇。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劉紹唐的恩師胡適去世了，在胡適提倡自傳回憶錄的感昭之下，同年六月一日《傳記文學》在台北創刊了。劉紹唐的夫人王愛生女士說：“《傳記文學》從創刊到紹唐離開我們為止，這三十幾年裡，我們由小的‘家’，後來搬到大一點的‘家’，《傳記文學》始終和我們的住家合在一起，恐怕也是雜誌界少有的奇特現象。”這也難怪劉紹唐要說：“《傳記文學》雜誌是家庭手工業。”因此王愛生說在草創時期，劉紹唐整天騎着腳踏車胼手胝足辛苦地為他的理想和事業而努力，“家”也是雜誌的辦公室，他累了就睡，睡起來就忙着找數據、看稿子，不分晝夜，期望這本用他心血灌溉的雜誌能慢慢地開花結果，有朝一日能在雜誌界佔有一席之地，也能被海內外的讀者們所重視。

劉紹唐說：“決心讓我辦這刊物是胡適先生的去世，與很多國民黨，國民政府老一輩的官員，或是學者逐漸凋零有關係，就等於為搶救這一段歷史，希望留下一點資料。”三十八年的積腋成裘，《傳記文學》不但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為數可觀的史籍數據，也興起國人對閱讀傳記和回憶錄寫作的風氣，它更成為民國史的“萬里長城”。劉紹唐也因此相對於國史館，得到“野史館館長”的雅號。史學家唐德剛更認為是“在中國史學界兩千年來私修國史傳統下的最好成績”，在劉紹唐“不容青史盡成灰”的強烈使命感下，他鑄造出“一人而敵一國”的偉績。

《傳記文學》自創刊迄今，一直堅持其編輯和經營上的兩個“三不政策”：“不登以化名或筆名發表的文章，不刊登應酬文章，也不登其它刊物發表過的文章，”以及“不要廣告、不要政府或私人贊助、以及不主動推銷”。在內容上則以扎實的史料和精湛的文章，在史學界及讀者心目中建立起崇高的地位。劉紹唐曾笑稱他邀稿是“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其實說穿了完全是水磨工夫，他曾為邀沈錡先生撰寫《我做蔣總統侍從秘書》，逼稿十年，終有所成。逼唐德剛自己翻譯《胡適口述自傳》，在唐德剛認為了無新意而婉拒後，劉紹唐淡淡地說：“那就找別人譯吧!就怕譯得不合原意，把你的作品弄砸了……”，這招欲擒故縱果然生效。

為了這本譯著，劉紹唐要唐德剛先寫個《序言》刊登，沒想到他一發不可收，連登十期，於是又多了一本《胡適雜憶》的精彩論著。

除此而外，他在一九七六年起，增辟“每月人物座談會”，邀請這些已故人物的親友故舊及研究學者開座談會，先後開過的人物就有：傅斯年、黃郛、張君勱、陳佈雷、胡適、胡漢民、顧孟余、曾琦、陳果夫、吳鐵城、蔣廷黻、朱家驊、羅家倫、謝壽康、段錫朋、連橫、陳獨秀、張季鸞、宋哲元、蔡元培、張自忠、張作霖、閻錫山、林語堂等24人。在這告一段落後，他又新辟“民國史事與人物專欄”，做出極為重要及精彩的專題，這都顯示出劉紹唐對民國史的熟稔與做為主編的策劃能力。另外他也編出《民國人物小傳》(20冊)、《民國大事日誌》(4冊)，是研究民國史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還有論者指出在台灣出版史上，“以刊養書”、“先刊後書”而能成其大者，《文星》雜誌以降，就屬《傳記文學》跟《皇冠》了。《傳記文學》所出版的四百多種書刊，有三種：四十開本的“文史叢刊”，有不少已成罕本者，如梁實秋的《秋室雜憶》、陳之邁《荷蘭高羅佩》等；三十二開本的“傳記文學叢書”，包括陳獨秀《實庵自傳》、梁實秋的《談聞一多》、俞大維的《談陳寅恪》；二十四開本的“傳記文學叢刊”包括章君谷《杜月笙傳》、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及《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等，都是極有價值的書籍，也吻合了劉紹唐要“要為史學保存材料，替文學開創新路”的初衷。

二○○○年二月十日，野史館館長走了。他臨終前猶殷殷囑咐家人要把《傳記文學》繼續辦下去，劉紹唐曾自況說“傳記文學把很多活人辦死了，也把很多死人辦活了，也把自己辦老了”，但他“為國家存信史，為古人留偉跡”，一生盡瘁於斯，他是把自己辦活了!

薪盡火傳，名報人成捨我的女兒成露茜女士接下這個棒子，除了賡續“師父”(劉紹唐的另一尊稱)的精神外，在二○○二年七月二日《傳記文學》創刊四十周年的慶祝會，完成《傳記文學》多媒體數據庫，共收錄將近兩億的文字以及數千張圖片，讓使用者能快速檢索到所要的數據。成露茜說，製作光盤版最為艱困的部分就是早期的雜誌沒有電子文件，只有紙本，要將發黃的紙本密密麻麻的文字數字化，其辛苦可想而知。

忝為《傳記文學》的忠實讀者，及兩年來也在該刊發表文章的我，欣聞《傳記文學》叢書有蕭公權的《問學諫往錄》、楊亮功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葉曙的《閑話台大四十年》、那志良的《我與故宮五十年》、約翰·本傑明·鮑惠爾的《在中國二十五年》等極具史料及文學價值，在台灣也早已絕版的精彩好書，已陸續在大陸黃山書社出版，欣喜之餘，爰筆寫此小文，一為祝賀，一也順道記下《傳記文學》之浮光掠影。

水流花謝，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典型在夙昔”，在景仰之餘，我們更慶幸後繼有人。在風雨不飄零之下，大家更應努力，只因前路漫漫。

□蔡登山

《傳記文學》雜誌創刊號(1962年6月1日創刊)，封面列出的撰稿人有毛子水、沈剛伯、陶希聖、吳相湘、蘇雪林等人。

那志良：故宮見證人

那志良，滿族，生於1902年。1924年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歷經故宮博物院成立、文物南遷、文物精品運台等各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是故宮歷史和故宮文物的重要見證人和守護人。

在那志良先生的《我與故宮五十年》中，那先生直接從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決議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寫起，並沒有交代自己的身世。而關於那志良的著作，此前大陸地區似乎只有紫禁城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因此，這裡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那志良的身世，否則不光讀者，甚至連編者都會有點困惑———在黃山書社的“出版說明”，就錯誤地將那志良的出生年誤為1902年，更將卒年1998年空缺，真令人誤以為那志良還在世呢。

那志良是滿族人，祖上是滿族正黃旗。在那志良1908年出生的時候，他們那氏家族已經隨着晚清的江河日下而衰落，那志良的父親在失去俸祿之後，靠教書而養家糊口。等到那志良靠上市立三中的時候，家里已經窮得無法供他上學。幸虧此時陳垣先生依靠一筆捐款，創辦了一所免費的平民學校，那志良和他的弟弟得以進入這所學校繼續學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那志良頗得陳垣賞識。1924年那志良十七歲那年，受陳垣先生推薦，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隨後在故宮博物院任職，親歷了故宮的風風雨雨，尤其是被譽為“世界文物保護史奇跡”的文物南遷。1949年，那志良隨同部分精品文物遷居台灣，供職於台北故宮博物院。1998年在台灣逝世。

那志良的《我與故宮五十年》，是一部具體而真實的故宮博物院史。該書由作者在《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三十八卷第六期止，連載的關於故宮的文字結集而成。對於這麼一位把一生獻給故宮的“故宮通”撰寫的回憶性文字，貫穿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承轉流變的每一個細節，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讀者理應給予重視。

通過那志良的文字，讀者對故宮博物院的坎坷命運理應有直觀的瞭解。故宮博物院從成立之日起就命運多舛，我們僅僅舉博物院成立第一年的例子。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作為一個永久性機構，故宮與當時的北洋政府並無行政隸屬關係。故宮珍寶無數，人人皆欲染指，政府自然不會坐視，遂於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際，借口故宮博物院的理事長李煜瀛、易培基是共產黨，在3月19日先行通緝，直接導致故宮停轉，無奈之下，故宮博物院董理事聯席會只好推舉盧永祥、莊蘊寬維持院務。第一個回合以政府方的失敗告終，此後政府欲在警衛問題上做文章以控制事權，卻被陳垣先生一句“今天是本院自練警衛隊成立之期”給嗆了回去，國務院委派的職員也被改為顧問。馮玉祥部隊撤出北京之後，以往對於“逼宮”事件噤若寒蟬的遺老遺少和政客們開始躍躍欲試，試圖“還宮”；政府方面在爭奪故宮事權方面連續失敗之後，終於利用這件事，把“還宮”演變成了改組博物院，成立了故宮保管委員會，派趙爾巽為委員長。趙爾巽一行於1926年8月2日借口去故宮博物院參觀，帶去大批人員，通過“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使得故宮從獨立變成隸屬於政府。然而，實際上這件事最終也沒了下文，趙爾巽不滿於內閣總理杜錫圭主張的清點移交辦法而辭職，而原來的維持會首領之一的陳垣，卻被憲兵隊稀里糊塗逮捕，實際上故宮博物院院務陷於權力的真空。

此後莊蘊寬再次組織維持會，時間不長即被逮捕，而政府方面亦未對此予以認可，最終由官方對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改組，派王士珍擔任委員長，故宮事權之爭才塵埃落定。

上述精彩的內容，僅僅是那志良《故宮博物院的成立》這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由此，讀者可以推測整本書的信息量以及精彩程度。像此後發生的故宮存廢之爭、1933年開始的故宮文物南遷、1935年發生的倫敦藝展、南遷文物再遷南京、疏散後方、抗戰勝利後文物復員、1948年文物遷台以及故宮博物院在台命運等等，這些被譽為“世界文物保護史上的奇跡”的經歷，那志良大多親身經歷，在其文字中都有大量具體而翔實的敘述。

《我與故宮五十年》，那志良著，黃山書社2008年1月版，20.00元。

葉曙：台大醫事話當年

葉曙被譽為"台灣病理學之父"。該書是他對在台灣大學四十年教學生涯的回顧。台大多以民國北大、清華知名學者為班底，某種意義上可謂兩校在台灣的延續，該書有助於大陸讀者瞭解台灣大學文化之面目和現代科學體制的形成。

或許是因為對於醫學背景知識的欠缺，盡管葉曙教授的《閑話台大四十年》絕非一本非常專業的醫學書籍，但筆者閱讀這本書的感受，依然覺得有些隔膜。我閱讀這本《閑話台大四十年》，即是把它當作瞭解高等教育史以及文化史的一個窗口，醫學教育的歷史在我的眼中反而隱而不顯了，這是很有必要嚮讀者坦率交代的。

關於葉曙，黃山書社在"出版說明"中已經有過簡短的介紹，"生於1908年，畢業於日本千葉大學，抗戰勝利後由大陸去台灣。曾任台灣大學醫學院病理科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台灣病理學之父'……"較之於葉曙教授的學術貢獻來說，這種介紹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無疑是過於簡略了。筆者從網絡上還瞭解到，葉曙字奕白，湖北蒲圻人，1934年畢業於日本國立千葉醫科大學，獲醫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即在千葉大學病理學研究所從事研究，1938年在該校獲醫學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後，葉曙並未像我們經常宣傳的很多典型那樣基於愛國熱情而毅然回國，而是留在當時的敵國日本。這一點對於我們轉換理解民國學人的思維非常重要。1943年，葉曙回國執教於上海私立東南醫學院，專任病理學教授並兼教務長。1946年應國立台灣大學首任校長羅宗洛之聘去台，任病理學科教授兼主任，隨後不久又兼任病理學研究所主任，此外，在台大期間還曾兼任醫預科主任及醫學院教務主任十二年之久。在台灣，葉曙曾先後五度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議員，196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迄今。除了《閑話台大四十年》和下文提及的《病理三十三年》等回憶性文史作品之外，葉曙還著有《病理學》、《應用病理學》及譯著四種，發表中、英、德、日文學術論文70余篇，在醫學界獲得了世界性的影響。

可能是緣於長期醫理工作形成的職業習慣，葉曙的《閑話台大四十年》敘述風格冷靜而理性，平鋪直敘但卻洋洋灑灑，頭緒繁多但並不凌亂。當然，並不是所有醫生出身的人文筆風格都如此，去年廣西師範大學推出的陳存仁的系列回憶就很有看頭。

之所以讓筆者讀起來意猶未盡，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很多信息，作者認為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病理三十三年》已經有交代而略去不提，但對於我們來說，又無法專門去尋找這本《病理三十三年》而做互為補充的閱讀。因此，比如第16頁《我所認識的八位台大校長》中，介紹到陸志鴻、莊長恭、傅斯年時，凡是作者提到什麼內容在《病理三十三》已經有介紹時，即以此一筆帶過。每每讀書至此，筆者莫不擲書而嘆：這不是忽悠人嘛!要是黃山書社能夠像對楊亮功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和《五四》採取合刊的方式的話，這種缺憾會減少很多。

《閑話台大四十年》，葉曙著，黃山書社2008年1月版，16.00元。

楊亮功：親歷大變局

楊亮功生於1897年，歷任上海中國公學副校長，安徽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等職。民國二十二年轉任監察委員、監察使，到台灣後在教育部門任職，著述多與教育有關。《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披露了中國早期教育蛻變的珍貴史料，《五四》系記載五四運動最早出版的一本書，可以瞭解到五四的真正面目和要義。

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自序中，楊亮功將自己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求學與教學、服務監察院、服務考試院、重歸教學讀書。其實，這四個階段可以再簡化為三個階段，即求學與教學、從政、回歸教學。《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即是對楊亮功人生中第一階段經歷的漫憶。

正像錢端升先生曾在自述中所說，一生"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這句話用來形容楊亮功前三十年的生活也極為貼切。楊亮功1895年生於安徽巢縣，跟那個時代的大部分人一樣，幼年就讀於私塾，在私塾中既接受過傳統經典的啟蒙，也多少接觸過聲光電等格致之學的皮毛，甚至還領略過與大自然接觸的示範教育理念。9歲之後，楊亮功又進入了新式的養正小學，然後就讀於縣立高等小學以及廬州中學。楊亮功本人早年的經歷，正是中國在西方列強衝擊下，教育局面經歷大變局之時刻，因此經歷的教育模式可謂五花八門。1915年，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楊亮功入北大預科，並於次年升入北大中文系，親歷了三年後爆發的五四運動。1920年楊亮功北大畢業，在安徽省立中學教書，然後於1922年前往美國深造，入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1924年6月獲得斯坦福大學教育學碩士。完成斯坦福的學業後，楊亮功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就讀一年，然後基於獲得博士學位方便的考慮，隨同哥倫比亞的學科成績轉入紐約大學教育學院，於1927年底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楊亮功先執教河南第五中山大學半年，然後應胡適約請擔任中國公學副校長，中間還曾短暫離開中國公學，擔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校長。在這些經歷中，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以及克柏屈等師長的"學術思想，以其對於我的為學、治事、做人，皆曾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楊亮功撰文款款回憶，抒發紀念之情。

綜上所述，就這本書來說，說漫憶可能更為確切。選入該書的11篇文章中，有關於讀書生涯的文章3篇，也有關於教學、辦學生涯的文章4篇，甚至還有關於教師的紀念回憶文字4篇。而且，這些文字並非全部都首發於《傳記文學》雜誌，盡管《傳記文學》發表了其中的大部分。

楊亮功坦言，"自清末至民初這一段日子，正是中國教育學術思想極大轉變時期。由私塾轉變到學校教育；由傳統保守思想轉變到接受西洋學術細想；由古典文學轉變到提倡白話文。"作者早年三十年親歷教育大轉型、學教育進而辦教育的資歷，應該說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經驗都很豐富，這本《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值得對這段教育史感興趣的讀者一讀。

前文曾說及，楊亮功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時，親歷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正如楊亮功所言，"我在北京大學本科就讀，正是北大學術風氣轉變最劇烈的時期，這個轉變的結果竟導致了全國學術思想之轉變"，此即是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對一個大學生留下的記憶。如果說對於楊亮功這一代人而言，新文化運動中他們只是聽眾和看客的話，那麼到了五四運動，楊亮功這一代人則開始獨立地登上了歷史舞台，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發生，綿延月余。而三個月後，楊亮功和他的表兄蔡曉舟合編的《五四》即出版。而即便在今天來看，這種出版周期也是非常快捷的。

《五四》是記錄五四運動的第一本史料集，自然在關於五四運動的所有資料中佔有不容忽視的位置。全書包括五四運動之成因、學生遊行示威始末、全國各界對五四運動的響應、各個媒體的輿論、全國各地支持五四學生的函電等六大部分內容。1955年4月，大陸地區的《近代史資料》第5輯，曾從中選出前三章予以刊佈。著名學者周策縱在撰寫《五四運動史》時，即根據《近代史資料》中選載部分，參照蔡曉舟和楊亮功合編的這本《五四》前三章內容，具體情形可見岳麓版《五四運動史》。

《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楊亮功著，黃山書社2008年1月版，22.00元。

話題

如何刪節蕭公權

蕭公權(1897-1981)，政治學家，江西人，早年就讀清華學堂，後赴美專攻政治哲學。回國後在多所大學任教，教授政治學、法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史等等，著述頗豐。大陸翻譯出版蕭公權著作尤多。《問學諫往錄》系作者追述畢生求學、教學經歷的回憶錄。

總體來看，在"傳記文學叢書"中，蕭公權的《問學諫往錄》是刪節最為嚴重的一本。依照編者在刪節處所做的記號，刪節處大概有35處。然而，即便"黃山版"和"學林版"都有不少的刪節，即便《問學諫往錄》不是第一次在大陸出版，但"黃山版"的出版並不多餘；豈止不多餘，甚至可以說依然有很重要的意義呢。

不才看來，"黃山版"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相比較而言，"黃山版"刪節的幅度比"學林版"少。據筆者粗略的統計，好像只有一處是"黃山版"刪節而"學林版"未刪節的，其餘要麼是兩個版本都刪節，要麼是"黃山版"未刪節而"學林版"刪節的，要麼是"黃山版"刪節少而"學林版"刪節多的。在這種情勢下，忽略兩個版本同時刪節的地方不計，讀者自然明白，不刪比刪節好，少刪比多刪好。

其二，很難能可貴的一點，"黃山版"在做了刪節的地方，清楚地做了腳注，並注明不包括標題符號在內的所刪節的字數。如此一來盡管覺得突兀，甚至有言不及義乃至文理不同的地方，但對讀者而言，自然可以明明白白讀書了。可憐天下讀書人，我們先前讀的"學林版"《問學諫往錄》，由於沒有任何標記，凡是刪節過的地方，包括整個章節的刪節，都被編輯的鬼斧神工折騰得了無痕跡，正所謂刪書如書，前後一致，不明就里的讀者還往往以為作者本來就是如此呢。對於讀者而言，這是吃了大虧還要感恩戴德呢!

我們常見的刪節，大都是刪而不注，甚至隨意拼接而不露絲毫破綻的行徑，堪稱為鬼斧神工。較之這種行徑，黃山書社刪而有注，應該不算很差了罷?!

《傳記文學》

劉紹唐創辦與主編之《傳記文學》是台灣第一本專以人物傳記為主軸的雜誌，收錄範圍以民國人物為限，不論各行各業人士，舉凡個人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以及他人評傳、事略、小傳、回憶、現代史實專題研究等均在選刊之列，撰寫他人則僅限於已故者，亦不收錄文藝創作。由於選稿嚴謹，每篇文章多經內部考證，亦為現代史家所必備參考。該刊的自我定位是"為文學開生路，為史家找材料"，發行至今40餘年，從未脫期，選刊文章亦超過萬篇，累積的民國史料極為豐富，打破歷史禁忌、保存歷史真相，被稱為"民國史的萬里長城"。以一民間的小出版社而有此豐碩的成果，故有"野史館"的雅稱。

《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12.00元。

《問學諫往錄》，蕭公權著，黃山書社2008年1月版，20.00元。